近年来质疑、否定改革的声音从未间断。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往往成为对改革开放的无理指责、刻意歪曲甚至恶意诋毁的理由，常常引起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种种疑虑，动摇人们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干扰改革开放的正常进程。对于这些错误认识，我们必须认真辨析，积极予以回应，以凝聚改革共识，不断巩固和扩大全面深化改革的群众基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概括地说，否定或诋毁改革开放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过头论”与“不足论”。所谓“过头论”，主要是针对近年来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诸如“三农”问题突出，失业的压力增加，贫富差距悬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反腐败形势严峻等，一些人把这些矛盾和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过头了”、改革开放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实际上已经越来越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抛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原则。与“过头论”的观点相反，所谓“不足论”则认为改革还远未到位。有人说，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加公平，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是没有必要的，只要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调节劳资关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就可以了。个别学者甚至提出，必须“从公有制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声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应该“用价值目标（共同富裕）界定社会主义，以取代用经济制度（公有制）界定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改革只有突破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算到位。否则，改革就不彻底。

 

　　2.国家资本主义论。在西方媒体的话语中，“国家资本主义”总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有人还直接把中国作为定语，称为“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如国际投资资本“大鳄”索罗斯认为，中国奉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对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模式，它有三个特征：其一，政策制定常常出于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的商业动机；其二，在和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目光聚焦于资源本身，而非那些国家的政权性质和老百姓的利益；其三，注重双边渠道，而非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体系。索罗斯及其同行们渴望中国放弃一切经济主权，以便他们在中国巧取豪夺更多利益，如果中国坚持自己的主权原则，维护自身经济安全，抵制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则会被他们直接扣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

 

　　3.新官僚资本主义论。一些人认为，中国现在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了两极分化，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看来，“改革的过程已经基本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左右和扭曲”，中国现在搞的是“新官僚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不负责任地乱贴标签，但其影响却使一些望文生义者以偏概全，在不知不觉中糊里糊涂地丧失了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4.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根本变革，甚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

 

　　总起来看，对改革开放的种种指责、否定或质疑、困惑，要么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而产生的误解，要么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而妄加揣测的偏见和曲解。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中国人民“穷则思变”的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主动变革。3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成就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中国人民靠自己的智慧、苦干而开创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开辟了美好前景。当前，必须克服对改革开放的种种指责、曲解甚至诋毁，消解种种疑虑和困惑，不断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

  

　　1.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第一，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成功实现由低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历史性跨越。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跃升到2014年的636463亿元。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

 

　　第二，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生活实现了从基本消灭贫困到解决温饱，再到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的历史性跨越。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实际都比1978年增长十几倍，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明显增加。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人，平均每年脱贫544万人。

　　

　　第三，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从沿海到沿江、沿边和内陆，从制造业到农业和服务业，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大幅提升。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金融时报》为此刊发评论：“过去30年，每隔约4年，中国贸易额就会翻番”。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196亿美元，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则达到1160亿美元。

 

　　36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宝贵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2.改革决不是搞私有化。有些人所谓的“改革开放不足”，实际上是认为私有化不足，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搞市场经济，只有私有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有的人以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为名，主张削弱甚至像苏联解体时那样分掉国有企业；有的人以要素市场形成为名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等等。这些观点的影响和后果都很危险。私有化过去不是改革的方向，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是改革的方向。这是因为：

 

　　第一，私有化并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目前，世界上实行私有化的国家经济体有近200个，其中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只占极小部分。《经济学人》认为，今天西方多数国家的经济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了，冰岛政府因治理无方使“国家破产”，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已将私有化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2008年以来，西方国家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据报道，2012年美国1%最富有人群的收入，占全民年收入的19%，创下1928年以来最高纪录，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生活改善缓慢，相当多的人甚至生活贫困化。

 

　　第二，私有化不是发展中国家包治百病的“良方妙药”。前些年，西方一些人在俄罗斯搞“500天计划”，以“休克疗法”搞私有化运动，瓦解了俄罗斯原有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打乱了整个社会的变革秩序。乌克兰推行私有化改革的十年，国民经济倒退了60%。阿根廷在西方支持下进行的“私有化”改革，也使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国家负债1300多亿美元，社会分化，人民贫困，贫困率由私有化之前的7.7%猛增至30%，失业率超过了20%。可以说，许多国家的“私有化”带来的是“贫困化”，是民不聊生，是民族的冲突和国家的动荡。

 

　　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离开了公有制为主体搞私有化，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削弱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主导作用，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放弃国有企业的影响力，甚至分掉国有企业，必然会为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就难以保障。因此，经济改革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

 

　　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土地私有化绝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我国人多地少，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人均耕地仅0.1公顷，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0.6公顷。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其结果非但不能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反而可能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大批涌进城市却难以就业，可能会出现城市贫民窟化。事实证明，私有化不符合我国现实发展规律，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决不能搞土地私有化，而要坚持以人为本，建立和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3.改革决不是搞国家资本主义。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官僚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媒体热炒“国家资本主义”话语，更多的目的是给我们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201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多个场合发表演讲使用这个概念，作为其批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由，她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构成经济和战略挑战，以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国有企业为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会造成世界范围内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经济竞争不平等；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可能成为一些国家滥用经济优势、干扰邻国发展的工具。

 

　　用“国家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称呼中国，否认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是荒谬的。

 

　　第一，将世界划分为自由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世界是多彩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也只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种模式，其他还有英国模式、莱茵模式、瑞典（福利国家）模式、东亚模式等等。把世界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两个阵营过于简单化，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当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都能够根据本国的国情创造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或模式）。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不能总是用美国或西方的标准来裁判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

 

　　第二，经济行为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国家或企业的性质，而取决于经济竞争是否平等，是否遵守竞争规则。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一直有意贬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果认真回顾主要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国家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总结20世纪以来的发展经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有利于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的同时实现社会目标。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总是攻击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和腐败问题。腐败问题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并不为某些国家所独有。国有企业并不必然就是低效率和容易滋生腐败，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历史上都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国有企业效率和问责程度比私有企业差，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社会责任表现突出。而美国一些企业明显缺乏透明度和社会责任，尤其是经营者对于所有者缺乏责任。这些企业肆无忌惮地进行所谓金融创新，其实是不负责任地玩转移风险的投机游戏，而危机来临时又能因“过大而不能倒闭”，得到政府的巨额救助，侵吞纳税人的利益。“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反抗。

 

　　自由资本主义只是经济行为天然合法的一个神话，企业绩效的高低、社会责任的大小并不取决于是国企还是私企。中国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国有企业的效益和效率都有所提高。当然，提高企业绩效的根本途径是竞争而并非一些人所鼓噪的“私有化”。中国自加入WTO以后，一直遵循既有国际规则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参与世界经济竞争，获得较多的发展机遇和合理的发展空间。无论是运行主权财富基金还是开展国际投资，都是依照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惯例，在改革开放中，甚至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中国企业一直按照国际规则在国内外市场展开竞争，并创造了经济总量快速跃升的“中国奇迹”。2014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全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028.9亿美元。截至2014年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达6463亿美元。我国已从商品输出阶段进入投资输出和服务贸易输出阶段。这令西方一些人惊讶和恐惧，所以，他们总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来打压中国。可以预见，今后围绕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斗争将更加激烈。

 

　　4.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决不能相互否定。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跨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有些人喜欢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或者是对改革开放前的时期全面否定，以衬托、解释改革开放后的成功；或者是批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腐败蔓延等问题，用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来否定后一时期，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实行的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等等。所有把两个历史时期完全对立起来、互相否定的观点，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西方左翼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和改革开放前所打下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人民所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例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改革前30年的基础建设是后30年发展的起点。”那种认为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现代化建设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中国已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7页）

 

　　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就很难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很难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包括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继承和发展，也包括对探索中正确的经验总结和独创性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走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反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官僚化、特殊化等思想观点。尽管上述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有的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有的没有坚持下去，但党在这一时期的经验总结和认识成果，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 它们是坚持、改革、发展的关系，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它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同时又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一方面，二者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基本制度、根本任务、奋斗目标基础上相互联系，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另一方面，二者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着很大差别，也包括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内外条件、实践基础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其中，有的差别是具有转折意义的，比如，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前后两个时期的联系则是本质的、内在的，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只有正确认识这种联系与区别，才能看到，无论用哪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另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对党的历史的否定，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5.改革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以经济改革为先导，有效推进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贸易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以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或置换旧的制度结构，经济改革任务也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选择了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道路，渐进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因此，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众所周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之时，政治上就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后来又废除了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可以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稳步推进。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改革总体上不存在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改革在某些方面滞后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某个领域，改革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靠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社会上很多意见和建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也有些意见和建议偏于极端。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13AKS004]、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13WTB01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文化软实力提升对策研究》[2012ZDAXM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法政部主任，江苏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