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李稻葵

尊敬的宋会长，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首先祝贺宋会长，在您的领导下，今天举办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尤其是在北京疫情有一点反复苗头的情形下，开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十足珍贵。我的题目叫“新阶段企业改革与发展关键问题”。

首先，新阶段，我们搞企业改革，搞企业发展，要紧紧抓住新阶段最重要的特点，抓住新阶段有重要的战略部署，包括构建新格局。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新政策背后，到底哪些基础性的因素发生变化，哪些是比较根本的变化，因为这些根本的变化导致我们政策会变、提法会变。我仔细梳理，总结三个基础性的变化，也跟企业家和负责企业改革的领导相关。

第一个变化，国际格局变了。过去70年美国人搞出来的并领导的全球化新格局，过去40年我们很大程度依靠的国际经济大循环，这些格局在变。变化的浅层次现象是外需不足了，深层次的变化更值得我们关注，深层次的变化是西方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中国，这个重新认识一定是非常复杂的，带来很多矛盾的过程，表现在关税要加，技术要设壁垒，能“卡脖子”先卡着，没“卡脖子”也要琢磨怎么“卡脖子”，企业走出去投资一定要限制。这个变化在疫情之后会加速，我们希望这个速度快一点，经过五到十年的变化，让西方真正深入理解中国和接受中国的发展，让我们对外经济关系更加有利，但是这个过程一定是很曲折。

第二个变化，“科技+资本”正在改变我们的产业结构。这一轮的变化不仅是科技的变化，还有资本，“科技+资本”迅速地改变我们的产业，很多例子，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等等。比如蔚来汽车，刚生产一年多，市值达到680亿美元，超过通用汽车，通用汽车可是有80年的历史，产量约一千万辆，蔚来汽车的产量不到十万辆，只有两个车型，市值却到了680亿美元。接下来还有小鹏、理想，理想仅有一个车型，市值也达到三百多亿美元，超过福特。你可以说这里面有泡沫，我同意，但是你必须承认今天的资本推动新技术蓬勃发展，势不可当。这几家公司手里的现金流非常多，蔚来最近搞的增发，39美元一股增发，手里拿着一笔现金，这个现金可以做很多创新。科技正在改变世界，“科技+资本”的趋势以前没有过，今年纳斯达克涨价40%，道琼斯涨了6%，这就是“科技+资本”。

第三个变化，我们的治国理念正在变化。可能讲的不对，当前，很多重要讲话，很多重要会议，我们不断的进行学习，新闻联播一定要看，大家看的比我还要仔细。我的总结是治国理念正在改变，五中全会有一个新提法，对我的思想冲击恐怕比新格局还要大，叫做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句话值得我们企业家朋友，值得我们搞企业的人琢磨。共同富裕怎么实现呢？国外的经验，瑞典、北欧、法国，一定程度上是高税，法国的总税收占GDP51%，瑞典、北欧平均税率50%，他们这些国家是心安理得。我跟一个瑞典的朋友交流，他说在他们国家如果有一个政治家竞选的时候说要上台减税，大家一定把他选下来，一定认为你要减税也一定要减福利，所以北欧的政治均衡是高税高福利。我估计中国恐怕不会走这条道路，不然效率会降低，那我们的共同富裕靠什么？就是靠国有资产。国有经济、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干什么的呢？如果拼效率不一定拼得过民营经济，如果拼创新、拼宏观调控不一定比民营经济的决策好，但国有资本如果搞得好可以给国家多交税，这样老百姓就可以少纳税。

对于负责企业改革的政府领导该做什么思考呢？我认为对于这三个变化，尤其是对于国企而言关注两件事。

第一，在国企的问题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恐怕要做一个根本的调整。改革开放40年就干一个事，在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一定是最佳的，现在这个方式直接把政府工作人员安排在董事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做的效率不一定最高。因为政府的逻辑跟市场的逻辑，跟企业的逻辑不一样，学者有自己的讲话方式，有自己的行为方式，政府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学者、企业和政府都不一样，现在政府直接派领导管企业决策，这相当于把政府的思路和企业的思路捆在一块，不一定最优，可能需要调整。刚刚我说国际形势在发生变化，国际上主要就是抓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里面可以有国有企业，可以有国有经济，但是由政府直接去命令企业做事情，恐怕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所以从适应新的国际环境来讲，恐怕也需要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方面。现在我们国家宣布要加入日本积极倡导的CPTPP，这个协定特朗普不愿意干，日本人接过来，我们要加入CPTPP谈判最关键的一点是政府与市场关系。

第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启发，国有资产一定要经营好。现在我们国家不算金融类国有资产，完全的非金融类国有资产的总规模是GDP的两倍，到各个省各个市调研数据都显示，国有资产的量基本上是GDP的两倍。如果国有经济做好了，包括入股非控股民营企业的股份，如果我们每年能够给国家提供按照资产4%的回报，相当于每年能够减下来占GDP8%的税，这是多大的一笔经济红利。国有经济一定要做活，国有经济既包括控制的国有资产，更包括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入股的其他形式企业。比如蔚来里面有安徽省财政厅的股份，投资非常好，在它股票最低的时候买了一点点，干的很漂亮，也不干涉企业的经营，但是蔚来经营好了，它既能够收税，还能够收红利。

这是对国有企业改革者提的两个值得思考的课题。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方面；二是国有经济如何做好，真正给共同富裕提供经济基础。

那么对于企业家们，新阶段的三个特点有什么启发呢？我想有三条大家值得关注，我作为学者讲的可能是错的，你们大概听一听，万一我讲对了呢。

第一件事，需要再布局。两年前大家可能琢磨着出国去买资产，买技术，现在这个路走不通了，国内国外需要再布局。宋志平会长当年搞两个央企，那个时候肯定并购了一些国外资产，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再布局的第二层意思，我们国内经济也在布局，杨伟民主任讲大城市经济活跃区要做大，其他地区相对而言比重要下降，在国内各个省份各个区域也有一个再布局的功课要做，所以战略再布局是一门功课。

第二件事情，科技加资本。行行业业都有自己的新科技，你抓不住新科技，竞争对手却抓住了，他也可能搞错了，但是他用这个新科技去融资了，有了很多现金流，可以再布局投资于更加合理的科技，你又被动了。所以科技加资本的力量请大家思考怎么用好，我坚决反对玩资本，但是资本用得好是可以改造实体经济。

第三件事情，我呼吁大家细分细分再细分。我去很多企业调研，发现中国的长处是系统组成，大飞机也可以自己设计，C919已经试飞，高铁厉害，特高压可以干，也能够设计出来最高级的音响，但是我们缺的是细分市场顶尖的企业。高铁里面轴承现在还不过关，大飞机里面发动机不过关，发动机里面一两个零部件不过关，高级音响三极管、放大管不过关，连个好电阻都得靠进口，这直接影响我们的产业升级。最近我去安徽调研，中国科技大学在搞量子计算，我问他们量子计算中国落后吗？他说基本上不落后，跟美国正在拼，我问你们量子计算缺的是什么？他讲了一条，他们缺量子计算关键的那几个零部件，缺能让量子计算稳定几秒钟的控制元件，而且这和量子计算没有关系，但美国人不缺。所以我呼吁企业家朋友们，一定要沉下心来，在这些细分市场上一定要打造出一个又一个有特色的“隐性冠军”，这样中国经济的企业才能发展！

讲的可能非常不对，供大家参考，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