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尊敬的各位领导家嘉宾：

大家早上好，我的演讲题目是《以更积极的基核行业投融资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点强调融资的重要性。基本架构很简单，我们经过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核心要义在于用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这个过程中，经济高速增长最大的成就在于通过对于关键结点的行业投资，去完成一个工业化的进程。

这是根据统计局的投入产出表，绘制出来的生产网络。这些点都是一些行业，我们看到1987年-2017年的数据，中国生产网络密度越来越大，不同的点、行业之间的连接越来越密，这表明我们通过市场为基础的交易活动，生产活动，把整个中国经济变成一个力度很大，连接很紧密的生产网络。这里面形成了很多结点行业，或者核心领域、核心行业。这些行业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过去四十年很重要的资产，是1.5亿经济微观单元。这些单元根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对利润的追求，通过市场活动，把整个中国经济形成一个网络。密度越大的地方，基本上就意味着这里面的核心行业，就是我们说的结点行业。结点行业投融资产业政策本身产生一个倍数效应，来带动上下游的发展。通过这种方式拉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我们讨论中国经济过去40年时一个很重要的底层逻辑。

我们经过40年发展，工业化进程基本结束，这种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降下来，新发展阶段靠什么支撑相对比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核心领域、核心行业、再工业化、新基建、大国工业、碳中和，更彻底更高水平的发展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空间，背后隐含一个投融资的概念。未来一段时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需要大量的投融资，投融资本身需要遵循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底层逻辑，需要集中在一些可能成为未来基础的核心领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碳中和、5G、6G的重要性体现出来。

中国经济或者全世界的文明形态正在发生变化。衡量文明形态一般根据能源，根据人和人之间的出行沟通，或者交互的方式来区分。工业文明时代是以化石能源、无线电，包括现在的互联网作为最重要的特征来划分。现在用非化石能源，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同时人和人之间的交互方式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管讲元宇宙也好，还是星辰大海之间，人和人对自身的认识，这些都在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文明形态。

投融资在新形态中是不是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应仔细思考什么是未来的基础核心行业。举两个例子，我们一直认为碳中和是经济学问题，管理学问题，碳排放通过交易的方式、行政的方式、碳税的方式进行有效的配置，这本身是个经济学的问题。评估一下，2050年全世界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降到零，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估测需要130万亿美元的投资。中国现在占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30%左右，假定这个投资等比例分配给中国，基本上到2050年的30年的时间，大概需要投资255万亿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基本上意味着每一年可能需要有8万亿左右的投资，占GDP百分之七八。很显然这会对中国经济未来产业结构、生产网络、结点行业、基础行业、核心行业带来巨大变化。如何激发基层的活力，这是未来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重点是5G、6G。结合国家对5G未来十年的布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课题组估测在整个2021年~2030年的十年时间，5G行业导入带来的附加值大概是30万亿左右。如果力度更大一点，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创新，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空间将会更大一些。而且这个分析本身，某种程度上可以按照5G技术的渗透度以及产业在中国经济生产网络的结点位置划出24个象限。针对不同的象限，可以有差别推进巨大的产业导入策略。

第一象限是把商业模式、技术模式尽量向规模化推广，这里面一方面能对经济总体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会推动5G本身技术走向成熟。

碳中和和5G这两个例子，主要是强调在未来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回归到过去成功的经济底层逻辑。对这些基核行业大量的投资，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经济结点行业做出来，同时围绕这些基核行业出现的大量市场微观主体，形成一个非常活跃的生态系统，推动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

最后讲一个简单的想法，进行大量的投融资，需要有资金来源，特别是这种基核领域的投资需要资金来源。整个宏观政策里面，出发点还是基于把GDP作为一个政策卯定目标。讲到宏观杠杆率的时候，分母是GDP，讲投资率的时候，分母也是GDP，但是事实上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远远不是GDP。国家信用、国家动用资源的能力、国家建设的能力，国家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一年的GDP国民产出的流量所能覆盖的范围。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整体价值概念，企业本身类似市值，GDP有类似企业的现金流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成立，我们投资卯定的是现金流，还是企业整体的价值，微量的成长机会？我们借鉴公司金融领域的一个比喻，来重新思考国家投融资，会带来一个不同的视角。按照这个视角会不会有这样的结论，我们现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能在某些时间点，在某些场景下，趋向于保守，因为是对一个狭义的对价值的衡量，现金流或者GDP。这一点很难验证。

我花一分钟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金融危机经常讲明斯基的观点，任何危机都是信贷泡沫出现和泡沫破灭带来的，这个逻辑里面有一个小问题，所有这些实证研究里面在研究信贷泡沫或者泡沫破灭的时候，分母都是GDP，把过去三年平均的信贷规模，增长速度除以GDP。如果讲到一个国家整体价值远远高于GDP，是不是有一个更大规模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提升空间，实施空间。我们可以思考，不一定按照教条的教科书的衡量方式来。定义一个政策空间量度，一个国家如果整体价值远远高于GDP，美国、中国是这种情况，这些国家的政策空间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即使有比较高的杠杆率，比较激进的财政政策，事实上也不会爆发金融危机。这种效果在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企业投资效率比较高的国家，效果尤其明显。

最后一句话，是我的一些政策建议。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对大量的基核行业进行投资的时候，能不能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顺势在货币政策方面，稳中甚至稍微进取一些，而未来讲到整个宏观政策的目标，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GDP增长速度，而是包含国家长期价值，长期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以这作为一个思考未来出发点，我这里列了一些中长期需要投融资的基核领域，或者基核行业，包括双碳目标，包括中小微企业、1.5亿市场终端主体，包括共同富裕，包括新基建，包括地空的通信网络，包括生育福利、基础研发、美丽乡村、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公共服务体系的投资，这些实实在在是中国未来国家的整体价值，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基础，我们可不可以在政策方面往这边倾斜，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手段，辅之以顶层设计对基核行业，核心行业的认知。这样一种方式，本身很可能就是未来一个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之间，更加高水平的结合。

谢谢大家。

根据现场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