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黄群慧

各位与会嘉宾：

大家下午好。

共同富裕是社会本质的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说深入研究关于共同富裕的目标，包括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分步骤、分阶段的推进过程。“十四五”阶段我们要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才取得更明显的进展。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才有共同富裕的基本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五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首先要明确是富裕，然后再强调通过一些制度来实现共同。谈共同富裕，首先要关注经济增长，从现在到2050年新发展阶段，要发挥潜在增长率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我们现代化的阶段，经济潜在增长率是逐年下降的，预测从2020年的5.93%会降到2050年的3.28%，但是在这个阶段有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是“十四五”，“十四五”期间总体预测应该能保持在5.5%的增速，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节点，就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现在看是12600美元这个坎儿，在“十四五”期间应该跨越这一重要发展节点。第二个节点是，到2035年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人均GDP达到2万多美元，这需要到2035年实现4%-5%的潜在增长。第三个节是，到2050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应该也能保持3%-4%以上的增速，在2050年实现人均GDP比2035年翻一番。共同富裕首先要考虑到把蛋糕做大做富裕，这是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作为经济增长预测的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规模，高水平进行规范，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这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工作。

要正确的认识包容性、平衡性和协调性，要把这个作为发展的一个重点，在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上强调把蛋糕做大，然后如何分好蛋糕，强调怎么协调发展推进。

第一个是区域发展协调，行业发展协调和企业发展协调。新时代以来，东中西三个地区从经济增速来看相差不多，但是有一些新的问题，南北之间的差距，尤其是东北三省的增速和东中西差距比较大。从区域协调角度，不仅仅是增速的问题，我曾经构造一个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我认为一个区域真正协调发展指数应该有五个大的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的发展水平，二是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基础设施的通达程度，四是地区的比较优势发挥，五是绿色低碳协同发展。

从区域协调来看，测评整个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应该从2012年来测算，到2020年总体涨到118，拆开这些指标来看五大方面，总体来说我们的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方面，是区域协调的一个主要的力量。从人民生活水平和绿色低碳方面的进展、地区的比较优势发挥等方面的进展从指数来看，相对还是有点差距。另外计算人均GDP的变异系数，总体应该说变异系数在缩小，说明人均GDP的增速差距在缩小，但还是相对比较高。刚才谈到区域协调提出东中西和南北之间差距，在共同富裕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还是城乡之间的社会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这是我们通过区域协调来解决共同富裕的一个问题关键。

在“十四五”规划里，尤其强调了两横三纵19个城市群的规划，城市群是未来经济增长极的关键。通过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来解决城乡之间的差距，应该把城市群作为一个发展战略融在一起，意味着通过这种城市群、都市圈的战略发展，把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尤其是我们谈区域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经常提出人员是要流动，但并不是说某个地区的富裕或者是进行协调，把经济增速低的地区一定要赶上经济增速高的地区，认为这样才是协调。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应该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的可比性。也希望落后地区尽快去发展。尤其是谈论增长极城市群、都市圈，这个增长极承接更多的人口，允许人口去集中到这些都市圈、城市群，通过人口流动增加收入，这意味着共同富裕不仅仅把落后地区当地的收入提上去，而是要强调人口的流动，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

对于那些承担主体功能区的区域，中央财政要通过财政收入转移支付，通过利益补偿等等来弥补，我认为区域协调更要强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水平方面的可比性。

现在我们关注的收入，用一个指标——基尼系数来谈收入差距，现在看整体的基尼系数1.46，这些年总体大幅降低，但是还是比较高。谈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第一个是宏观分配里，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在支配收入和初次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可以看出来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份额这些年并没有大幅提升，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实际上是下降的，这是一个趋势。包括可支配收入居民收入占比也从67%，现在降到62%。

还有协调行业之间的差距，行业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还比较大，最关键的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它们之间的收入差比显示是1倍多，当然这些年也在缩小差距。如果看上市公司，尤其2020年上市公司的员工平均薪酬是59.16万。但种植行业的上市公司，例如隆平高科还属于高科技行业，它的平均薪酬只有6.78万，这是行业之间的差距。我们把制造业作为强国之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制造业在发展的时候，收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需要在共同富裕中协调的。

还有一个在收入分配中，劳动方的占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为什么相对比较低呢？我们是按劳分配为主，整体从2000年的52%点多，中间有降，现在回到52%，但是横向去比较德国等差距还是相对比较多，因为它基本接近50%到60%之间，而我们基本是50%稍高一点，所以按劳分配的占比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谈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最大的差距不是在收入，是财产。这里有一个调查的平均数据，城镇人口2015年财产，人均已经到了从20万涨到29万，而全国财产是从14万涨到20万，但这个平均往往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尤其是所在城市不一样，比如30万的财产在北京市是一个穷人，但是到一些中小城市30万的财产，还是可以的。

实际上财产的基尼系数是高于收入的基尼系数，收入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多，但是财产的基尼系数0.6多。如果跟国际去比，会发现国际上发达国家，尤其越是工业化程度越高发达国家，它的财产基尼系数差的会更大，因为有一些长期的财富积累的过程，导致差距大，我们这些年基尼系数涨的很快，但是比横向发达国家财产的基尼系数还不是那么高，但是收入基尼系数相比发达国家高一些。

再一个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差距。要创造一个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共同生存的一个良好的企业生态，可以把它归结为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会更大，我们长期也做社会责任的评价。应该说这些年国有企业特别关注社会责任，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国资委反复在推动，如果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数，总体国有企业比较高，即使高也没有到60，相当于及格线，社会责任方面有很大的前景需要我们开拓。

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我个人认为不仅仅是三次分配的概念，它涉及整个企业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西方经常说企业利益最大化，现在要改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意味着实际上是一个不同的企业理论主导，企业一次分配过程中就应该关注到分配问题，而不仅仅是三次分配，企业注入社会责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共同富裕做贡献。

在协调发展里，需要企业层面的协调、行业层面的协调和区域三方面的协调，我向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的一点评价的结果，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根据现场记录整理